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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

通过这种理论主张可以看出，就宪法权利保护而言，公民个人自由更类似于一种消极权利，国家权力承担的义务主要是消极不干预。在纽约时报案[2]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言论自由权高于名誉权，只有在言论自由存在实质恶意的情况下才需要对名誉权受损的一方予以赔偿。

从权利发展的历史来看，自由权是权利发展早期的一种形态，这种权利要求国家权力只提供消极保护，而无需对其进行积极保障。而间接方式所保护的权利则主要是非基本权利，当然其中也包括未在宪法中加以列举的那部分基本权利。间接保护又可具体划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其它部门法在制定的过程中即应遵循宪法权利保护的原则和精神，宪法的原则和精神在这些部门法制定之时即已渗透其中，当司法机关运用部门法对权利实施保护时，宪法保护权利的目的已经通过间接途径得到了实现。{3} 张翔．基本权利冲突的规范结构与解决模式[J]，法商研究，2006，(4)。直接保护是指司法机构在审理宪法诉讼案件中直接以宪法为依据对案件作出裁判，从而对案件涉及到的权利给予保护，如德国宪政法院对人格尊严的保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表达自由的保护，它们都是通过直接适用宪法中的权利保护条款而对公民的权利实施保护。

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这是从应然层面对宪法功能作出的描述。而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式也在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全方位的变化，面对个人权利提出的种种新的要求，国家权力也从消极被动的地位逐步转向积极主动的地位，开始为各种社会权利的实现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7]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起初尝试是与行政综合执法结合在一起的，这都基于《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后来在施行过程中，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似乎成了一个独立的东西，其不再与行政综合执法相等同。

该法对行政处罚决定规定了四种情形，包括应受处罚的情形、不予处罚的情形、不得给予处罚的情形、案件移送的情形。另一张照片是紧邻铁路两边是一座村庄，证明这段铁路不在荒郊野外的无人区，人口众多的村庄到铁路的最短距离不足50米，附近还有小学，但铁路两旁却不见护栏等隔离设施，显然违反了2005年4月起实施的国务院《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中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边界设立标桩，并根据需要设置围墙、栅栏等防护设施的规定。《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规定：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履行原由多个部门行使的职权。究竟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与行政综合执法放在一起进行制度设计，还是对它单独进行制度设计是需要进行探讨的问题。

在某些案件中立法如不完备，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则采用类推的方法—法律的类推与法的类推。其次，什么东西介于犯罪导致的客观危害和引起该犯罪的主观恶意之间而成为‘严重性的尺度，是不明确的。

[5]行政法典与行政事态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个行政事项常常有多个行政法典进行规制。过失导致一个城市的毁灭比故意伤害一名警察更恶吗？或者，我们是否应当关注客观危害和主观恶性两者？第三，如果提到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依靠人的判断能揭示并且比较不同人的动机、诱惑、机会和恶性吗？无疑，如果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犯罪的种类只是模糊地体现着实际发生的具体犯罪，那么我们就可能接近这样一种思想，即惩罚的严厉程度应同各不同犯罪的不同‘罪恶或严重程度相适应。综上，笔者认为，行政处罚并用具有深刻的行政法理。所谓一个单一违法行为，是指由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法人实施了法律禁止的某一种单一状态的违法行为情形。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7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但是，当我们分析违法行为时不能不联系到违法行为的实施者，即违法行为的主体。二是我国相关法律文件虽没有规定处罚并用，但也没有规定禁止并用的问题。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只有当行政主体将法律规定与行政违法行为结合起来处置时才会发生处罚并用问题。参见孟亚生：《左腿被火车轧伤少年获赔10万元》，载新华报业网：http://ever. xhby. net/content/2006 -09/19/content_1404596. htm，发布时间：2009年9月19日。

我们必须从某一点出发，而且这一出发点实际上倾向于是对某一特定犯罪的传统或通常的惩罚。第一种复杂的行政行为类型是共同行政行为，而共同行政行为本身还有诸多的具体类型，如行为主体为两个以上，行为对象是一个的称为积极的共同行政行为。

第四，从违法主体的特殊类型解释。笔者认为，质量对应原则应当成为处罚并用的特有原则，即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确定处罚种类、确定处罚中何种处罚为主、何种为辅。我们可以在故意伤害和非故意伤害之间作出几点大体上的区别：我们可以承认诱惑和软弱的标准之类型，并且使用这些标准的类型来减轻或加重对一特定种类犯罪的标准之惩罚的严厉程度。同一行政行为则是指行政主体的一个行政行为中涉及的行政相对人其权利义务不可分割，而在同样行政行为下权利和义务则可以予以分割。（二）关于行政处罚并用的禁止事项。再次，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确定处罚并用的种类，如可以禁止在经济性的违法行为中进行精神处罚的并用，或在精神性的违法行为中进行经济处罚的并用。

一个典则中的多个条文之间的重合更是十分常见，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在适用时就有多个条文之间会形成对事态调整的重合关系。而在这一违法行为中，主体是多个当事人。

律师当庭出示两张照片，证明陈秋受伤，铁路部门存在严重过错。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它只是大体上的。

我国目前行政法规范中除了罚款不能并用两次外，对其他并用似乎没有限制，主要体现为：一是我国法律在规定处罚并用时，几乎都是羁束性规定，即行政机关在处罚时必须将两个不同的行政处罚形式共同使用，而不是选择是否合并使用。[4]其所设定关系的复杂性使介人其中的行为所触及到的关系亦相对较多。

如在法人违法的情形下只有法人对其违法行为负责，而法律没有要求法人中的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负连带责任。这相当于刑事法律中的牵连犯，就是行为人为了实施一个犯罪而触犯了另一个罪名。此处所讲的对应既包括违法行为人的责任要与其实施的违法行为的质相对应，又要与其实施的违法行为的量相对应。三、行政处罚并用的法律控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指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行政处罚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

一审判决后，被告不服，向南京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经南京市中级法院调解，铁路部门同意赔偿陈秋10万元，并承担一、二审案件所有的受理费、诉讼费。我们将在后面探讨这样一种大体的传统之标准的社会目的。

过罚相当或称过与罚相适应是从刑事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移植过来的。摘要: 行政处罚法治化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改变和完善的始点与终点，其中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处罚适用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法治在一定阶段的必然，没有并用可能难以做到过罚相当。

前者是说行政法对社会关系的设定是最多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行政法设定的社会关系是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成立的基础。行为主体为一个，行为对象为多个的称为消极的共同行政行为，两方都为两个以上的则称之为混合的共同行政行为。

这三个违法行为人是这一违法行为的共同实施者，但三个人的行为却触犯了三个不同的行政法规范，而且三个规范中的处罚形式亦有所不同。反过来说，多个主体即可以实施一个单一的违法行为，又可以实施我们称之为复合式的违法行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后行政处罚并用的情形将会增多，正如前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行政机关行使了多个领域的处罚权，必须将一个行为违反多个行政法规范的情形予以集中和统一。如法律中对于如何解决该具体案件如无直接的指示，就应该根据与该事件最相适合的法律来解决，或根据国家立法的总原理与政府的政策（法的类推）来解决。

由此可见，行政处罚法治化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改变和完善的始点和终点，其中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处罚适用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行政处罚并用是行政法治在一定阶段的必然，因为没有并用可能难以做到过罚相当。第二层次的原则应当是有关行政处罚适用的原则，如罚款不能并用原则等。

还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同样行政行为是从大的行为类型而论的，比如都是行政处罚行为。其中一些程序规定是非常具体的，例如《行政处罚法》第37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

这三个人实施的行为分别违反了林业管理的三个法律规定，即非法收购木材、无出山证将木材转移出山，无准运证运输木材。一张照片是学校门前的石梯没设防护措施，上了石梯就是铁轨，石梯的不设防让小学里的孩子们能轻易走上铁轨，极易发生危险。